贾平凹渴望留存的，并不是野蛮血腥的乡村 | 交锋
编者按：贾平凹先生一部《极花》，激起火花无数。妇女惨遇，农村末路，有解无解，有罪无罪，各有评说。
围绕中国农村的生死，项静《村庄里的另一个中国》、侯虹斌《贾平凹为何渴望一个拐卖妇女的农村能永续存在》、张丰《中国城市正在夺走本属于农村的女人？》、曹东勃《女人比男人更向往城市？不是嫌贫爱富那么简单》已各有解构，冰川思想库《我不在乎农村凋敝，我是城里人，你迟早也是》也引来一时热议。
今日《大家》刊发之文，为孙旭阳先生由家族史出发展开的对农村未来的忧思，与以上文章相较，视角观点均大不相同。
是为交锋。
出生于1918年的外婆生前曾回忆说，在她小时候，女孩到五六岁就要缠脚，一上裹脚布，谁都会疼得“叫爷连天”，苦熬几个月才习惯。
有的女孩脚面长得厚实，母亲还会用一个小棒槌敲打她的双脚，直到它们可以塞进小鞋里。现在看来，这道工序是要敲断不服从的脚骨和脚趾头。
外婆只知道“不缠就嫁不出去”。小时候，我不明白“嫁不出去”有啥坏处。在我上中学以后，外婆告诉了我更多故事。
她娘家很穷，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外边要饭。家里有几亩薄田，都在山坡上，稍微一旱就绝收。外婆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。弟弟十来岁便去几十里外的货店做学徒，当地称为“熬相公”。1948年，他从淅川贩电池到湖北襄阳，被国民党军队劫货杀人。
外婆的两个妹妹都养不活，只能送去做童养媳。外婆回忆说，妹妹们都哭着不想去，家里就赶她们走。其中有个妹妹，婆家只有一床棉被，她和小丈夫只能和公公挤一张床。小姑娘极为羞耻无助，到婆家几个月后便死了。
▲ 网络配图
外婆去世已十年了。每次想起她，我都会揣想她的弟弟和妹妹们，在他们短暂的生命中，除了挥不去的饥饿和愁苦，心中有没有感受到哪怕一刹那的温暖和喜悦？
跟弟弟妹妹们比，外婆比较幸运。在她20岁时，当地的民团司令为了慰留手下的一位枪械师，就辗转为他俩牵线证婚。枪械师就是我外公，时年40岁。在兵荒马乱之中，婚姻改变了外婆的命运，她吃上了饱饭，先后有了三男三女。
很多年后，她还津津乐道于离开娘家的情形：两名挎枪的民团士兵牵着一头毛驴，接走了她。
几十年后，外婆提起缠足，就像她谨遵的各种妇道规矩一样，视作那一代女子的必须。她们如果不缠脚，就会被视作异类，找不到婆家，没有家庭敢让女儿赌这个。
在她们婚配之后，首要之急就是生下儿子，否则老了无人耕地管饭，八成也得饥病交加而死。几千年来，中国人的生活，一直被暴虐的现实挤压删削，简化为了生存和繁衍。而繁衍，除了生物存续基因的本能外，又实打实地服务于生存。“多子多福”论盛行，更多屈从的是对饥饿的恐惧，而非生殖冲动。
在那个年代，溺女婴也并不鲜见。外婆家口粮还可以，这让她到了45岁还可以生养我姨，其他家庭则未必。多一个女婴，就多一张吃饭的嘴，还得占用一个人力照顾，她又无法为父母养老送终，咋算都是一个赔本买卖。在很长时期，弄死一个刚出生的女婴，并不被视作杀人。
外婆为我们讲述这些旧时的“瞎话”时，语调很平静。前几年，我有另一位年过八旬的长辈，告诉我他的父母在他之前曾溺过好几次女婴。他的讲述没有悲伤，甚至还带着几分猎奇。这开始促我反思：该如何看待乡村野蛮血腥的那一部分？
毫无疑问，那些溺婴者都是杀人犯。基于对他们的义愤，类似“拒绝女婴的农村活该娶不到媳妇”的断语，对不少人颇有诱惑力。然而，同样一群批评者，也往往怒斥把女性视作生育工具的思维。把无辜小生命的被扼杀，解读为女权的不彰和被践踏，很赶时兴，却忽视在这样的环境下，人们都活得难有人样。
那些溺婴者，那些挥动棒槌敲断女儿脚骨的母亲，绝大部分都不是歹毒之徒。在他们存活的子女看来，他们大都慈爱、辛劳和勤俭。用我们老家话说，“一天福都没享过”。用现今的眼光来看，他们自然是在作恶，但究竟是他们更坏，还是他们更蠢？
他们的坏和蠢，又分别来自哪里？倘若易地以处，当代的男女，会比他们做得更好吗？
即使溺婴者的子孙，也有权裁定溺婴为杀人。即使他们的出生和存活，是以溺死一个或几个女婴为前提。同理，被拐卖妇女生下的子，繁衍的孙，也有权裁定拐卖为犯罪。事实上如果没有这桩拐卖，他们都不会面世。这应该毫无争议。
然而，在道德律的坚守之外，我们也得承认，人间从来没有一个法庭，仅仅靠大声宣读法条就可以审判。道德评判也如此。
在我看来，诅咒旧时代的溺婴者断子绝孙，跟嘲笑他们不会使用避孕套一样，多少带着几分恶意。当一群人被困于生存和繁衍的本能中挣扎，诅咒他们活得更惨，甚至从地球上消失，绝对不是一个好办法。
最近，我读到两篇对贾平凹小说《极花》的批评，就带有类似意味。这两篇一为侯虹斌的《贾平凹为何渴望一个拐卖妇女的农村能永续存在》，另一篇为沈彬《我不在乎农村凋敝，我是城里人，你迟早也是》。
以我的理解，贾平凹渴望农村永续存在并不假，但这个农村的定语应是“（曾）拐卖妇女的”，而非“拐卖妇女的”，至于不少人批评贾平凹“支持拐卖妇女”，那就近于诬陷，不值一驳。
侯文说，“中国根本不存在那种淳朴、美好的传统乡村，从来没有过；我们的史学家、文学家们顶多也只写到富豪乡绅这一级别，巨大的贫苦被遮蔽了。”那么，贾平凹通过《极花》鼓吹了“淳朴、美好的传统乡村”了吗？史学家和文学家遮蔽巨大贫苦，我也认可，但这其中肯定不包括贾平凹。他笔下的农村，少有不贫苦的。
通过对《极花》的访谈，我发现，贾平凹渴望留存的，并不是乡村的落后和野蛮，也不是落后野蛮的乡村，而是乡村本身，说白了就是那些活生生的人。
要想留存的渴望成立，必须预设乡村的存续价值不亚于城市。遗憾的是，贾平凹似乎并没有直面这个对比，并为乡村寻找一条出路（这确实很难）。但单方面认定他为落后和野蛮招魂，也很难称得上公平。
《极花》中，贾平凹一直避免评判人和事，更多则是在解释人事何以如此。比如他就明说有些村子不买媳妇，村子就会灭亡。我认为他的解释大体比较准确。而无论文学、新闻还是社会学，描述得准确并不能确保政治正确，很易激怒不熟悉乡村语境的人。
《极花》中的主人公，跟现实新闻中的被拐女子郜艳敏一样，都是从外来的解救中复归买人家庭。沈彬文中的“城里人”要理解她俩，难度不小。我却认为这并不奇怪：在物质和权利的双重匮乏中，人们都是情境的奴隶，女人在被楔入某个家庭的生育链条之后，最大的可能就是甘于命运。
任何命运即使再悲惨，但只要能赋予甘于命运者以安全感，就有人甘于放弃逃离命运的机会。所以，我反对把《极花》中被拐妇女的回归，视作贾平凹为兜售“美丽乡村”而开的逻辑后门。相反，回归开启了另一幕悲剧。
沈彬一文的标题，《我不在乎农村凋敝，我是城里人，你迟早也是》，也让我无法接受。姑且不论在飞速城市化的今天，农村人与城里人如何区分的问题。沈彬将农村凋敝归于“城市化的必然结果”，就显示他对农村的隔膜。西方的城市化程度更高，为何就没有导致农村凋敝？
再者，沈文逻辑中，由城市化导致的农村凋敝究竟如何定义？如果拐卖妇女也算凋敝的一种，那么在中国城市化更低的年代，拐卖更常见；如果拐卖不算，而指的是村庄破败，青壮年纷纷出逃。那么，在已经被很多人视作政治正确的城市化中，农村何以成为被牺牲的边角料？这种牺牲，农村人答应过吗？
农村少有田园牧歌，不是城市成为打人棍子的理由。让我感到疑惑的是，侯文和沈文在面对城乡之别时，视角和思维都是游移的。批评农村拐卖妇女，他们援引的是人权和法律。是作为一个现代公民发起的对话；在面对农村底层乱象时，则以先富阶层的口吻，外加几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蛮横：你们村不买媳妇便消亡，那就消亡呗。农村凋敝不关我事儿，我是城里人，大家迟早都得做城里人。
可是，你们不关心农村凋敝，他们又何必在乎你们的文明？如何看待自己的所得和他人的苦难，是剖析一个人价值观最便捷的通道。“理解之同情”要求太高，仅仅理解，做到的人都会很少。网红段子手可以通过嘲笑贫贱愚弱获益，整个社会则不。
是的，我认为不买媳妇便断子绝孙、老无所依，本身也是一种苦难。
我外婆骑着毛驴离开娘家山村，已经78年了。每当我思考农村问题，尤其农民的苦难时，总会重新盘点从她那一代人起，故乡所发生的故事。我越来越相信，不似这里一声炮响，或者那里升起一面什么旗，无数人的苦难便会被终止，他们便要接受更苛刻的道德拷问。
站在更高阶层的俯视，并不能保证观察就会更精准。回到升斗小民、血肉之躯，可能才会有“同情之理解”。我反对任何一起拐卖，却不认为曾有过拐卖等恶劣罪行的乡村就活该消亡。即使再丑陋的乡村，也有很多人生死于斯，无力脱离。他们沦落到这般田地，并不因为他们更懒惰刁顽。
他们只是没有看到这篇文字的人幸运罢了。
【注】本文原标题为《农村的凋敝你不在乎，那你在乎啥？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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